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机器人正在很多领域取代人工。例如，世界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早在2011年就宣布，公司将以日产千台的速度，５年内引入上百万台机器人，用于单调、危险性强的工作。又如，2015年，海尔在沈阳的冰箱无人工厂就在智能互联的基础上，开始为用户个性化定制和生产冰箱。
这种趋势引发了有关机器抢走人类工作的忧虑，进而有人对放开生育也产生了质疑：“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工作将被机器取代，还要那么多人干嘛？”其实。这种担忧早已有之。例如，1955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就担心“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那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机械化和自动化是他倡导节育的重要理由之一。
其实对技术进步导致人口过剩的担忧早已存在，但从未构成现实的问题。纵观人类历史，从狩猎时代到农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自动化程度和工作效率在不断提升，但长期来看，人类社会不仅人口越来越多，就业也越来越充分。自动化并未造成持续性的就业困难，更没有造成人口过剩。
图1是世界各国人均gdp与失业率的关系。图2是中国除直辖市外的各省区人均gdp与失业率的关系。该图显示，人均gdp越高的地方，失业率越低。由于人均gdp越高，自动化程度通常也越高，该图也印证了自动化程度与充分就业其实是正相关的，即自动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就业倾向越充分。
一个部落的假想例子
为何自动化不会导致人口过剩呢？不妨先看一个假想例子。假设一个20人的部落每人每天平均要狩猎12个小时才能维持温饱，后来他们从狩猎过渡到农耕，只要10个人每天耕作12个小时就能维持整个部落的温饱。那么另外10个人是否就是多余了呢？假设为了维持部落的充分就业，部落酋长决定消减部落一半的人口，以保证剩下的10人每天足以工作12个小时。但问题是，如果部落人口真的减少了一半，那衣食住行的需求也会减少一半。原来需要10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现在变成只要5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因此酋长决定再消减一半的人口。如此下去，整个部落最后会剩下酋长一个人。
这种做法的荒谬不言而喻，但类似马寅初那种认为自动化将造成人口过剩的思路与酋长的想法如出一辙，都是在担心工作效率的提升会让人变得多余。其实，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并不是要工作，而是要满足自身的各种消费需求；工作只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必须付出的代价。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效率提升，意味着人类整体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时间来创造出更多的物品与服务，即用更小的代价就能够满足更大的需求。这种进步怎么可能会使得人类本身变得多余呢？
回到前面的例子，技术进步使得原来20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工作量，变成只需10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就能完成，那么其余的10个人怎么办？一种办法是把10个人的工作分给20个人来做，让每人每天工作时间从12小时变成6小时。这样每人每天多出6小时的闲暇时间，但却维持了原来的生活水平。另一种办法是依然让10个人每人工作12个小时，另外10个人再去额外工作12个小时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建造房屋或者创造艺术品。这样整个部落付出的总劳动时间与效率提升前一样，都是20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却享受了比之前更丰富的生活。
当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选择，比如其中10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来满足部落的温饱，其余10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满足部落的其他需求。这种情况下，部落每人以更小的代价满足了部落更多的需求。无论采用哪种方法下，整个部落都会比以前更好；至于具体工作时间到底是6小时，12小时还是介于两者之间，取决于人们的工作意愿，即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工作意愿越高，整个部落工作时间越长，能被满足的消费需求也越多。
就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失衡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工作创造物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人们是否愿意工作和想工作多长时间，取决于他们对闲暇与消费需求的相对偏好。这种偏好各人不同。在同等的工资水平下，有人愿意每天工作10小时，赚钱来维持更高的消费水平；而有人却只愿意工作5小时，而宁愿消费水平低一些。假设年龄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相同，一个慵懒的社会愿意工作的人口比例较低，平均工作时间更短；而一个勤劳的社会愿意工作的人口比例较高，平均工作时间更长。
如果全社会只有一个人，那工作机会和工作意愿完全匹配。所谓工作机会是指有事可做，而工作意愿是指愿意去做事。个人总是在有事可做时才愿意去做事，所以每个工作意愿都匹配一个工作机会。比如，他想吃果子促使他愿意去摘果子；想吃果子的消费需求产生了摘果子的工作机会，而摘果子的行为则实现了他愿意摘果子的工作意愿。
由单个人推至群体社会，工作意愿和工作机会则基本匹配。这是因为人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所以工作意愿对应于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工作机会的来源。比如，人们去辛勤工作，目标可能是要买车买房，而对汽车和房屋的需求所形成的市场就产生了工作机会。
但工作机会和工作意愿的匹配，只有在长期和整体意义上才成立。各种时间上的迟滞和空间上的壁垒，可能让这种匹配在短期和局域上失效，这种经济失衡就是就业问题的根源。简言之，工作机会少于工作意愿意味着就业难，工作意愿小于工作机会则意味着招工难。
一方面，时间上的不匹配导致周期性失衡。原因是，经济决策通常基于预期，而现实经常会偏离预期，这种偏差通过局部的正反馈机制致使经济系统发生周期性震荡。比如，消费者购房决策可能取决于对自己未来收入的预期，而生产厂商的产量可能来自对市场变化的预期，而现实与预期的偏差会通过各个市场传导到整个经济体。如果消费需求小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萧条，这时有就业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小于工作意愿。反之，如果消费需求大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过热，这时有招工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大于工作意愿。如果有人既有消费需求又愿意为之工作，但却没有机会，说明经济失衡导致其潜在的消费需求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机会。反之，如果企业有消费市场却无法招到愿意工作的员工，说明经济失衡导致低迷的工作意愿还未转化成消费市场的萎缩。
另一方面，空间上的不匹配导致结构性失衡。原因是，专业分工使得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工作机会，不一定匹配工作意愿所对应的技能。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拼命工作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优质教育。他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增加了教育领域的工作机会，而为了满足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所产生的出车更多的工作意愿，则增加了出租车行业的服务供给。这位父亲创造的教育领域的工作机会和他自己在出租车行业的工作意愿并不匹配，但却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换。如果优质师资供不应求而出租车服务又供过于求，那么这个父亲会进一步加重师资的短缺和出租车服务的过剩。
